“恢复高考让我重回讲台”

□本报记者 郭勇娟

    “是恢复高考让我洗足上田重回讲台，是恢复高考让我有机会辅导一些老师和学生参加1977年的公平高考，让我有机会参加恢复高考第一年——1977年高考的监考……是恢复高考让人们认识教育兴邦、珍惜人才的重要性。没有高考的恢复，断不会有人想起被沉埋近30年的我。”说起当年国家恢复高考的英明决定，今年已80高龄的薛汉权非常激动，更勾起了他对往事的辛酸回忆。
    薛汉权家在原贺县芳林农村，家境贫寒。小时候的他聪颖好学，读完中学全靠临江中学的奖学金。1947年，19岁的薛汉权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系，是国家全公费的四年本科师范生。毕业后刚好是建国前的几年，薛汉权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地下组织，后回到广西教中学。1950年底，薛汉权因“莫须有”罪而蒙冤，在经历了坐牢—劳改—留场就业6年后，1956年又被放逐回农村。在那是非颠倒知识分子被打倒的年代，薛汉权一个满腹学识的重点大学的本科毕业生，竟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先后在劳改队做过“劳改头”，在大队做过记分员，为生产队放过牛，挑过大粪……多么令人心寒！
    改变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临。1977年底，薛汉权到八步挑大粪回家，在一桥桥头捡到一张报纸，报上刊登消息说全国高考招生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举行，12月恢复高考。联想到前段日子从报纸透露出来的8月3日“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”上，当百名科学家、教育家忧虑地提出：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，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时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插嘴道：“那就干脆叫‘清华中学’‘，还叫什么大学。”从这些也许别人无所谓的新闻中，薛汉权仿佛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，他感觉春天在向祖国悄悄地走来。
    1977年10月10日下午，生产队派薛汉权去禾岗挖禾沟，学生黄亚福的爱人谢青英(时任芳林小学副校长)找到他，说芳林小学请他代课。那时芳林小学还办有戴帽中学。时值文革结束不久，中学缺真才实学的老师。类似事件早已被人愚弄过3回的薛汉权似信非信。次早，薛汉权还是应约而去，没带什么，只捧着一颗心去。果然，校长在校门口等着他，请他到办公室去，给他课本，并带他去与要教的毕业班学生见面。第一节课，学生很惊异，在他们眼里，一个都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，能给他们上课？但一堂深入浅出而又非常有趣的课讲下来，学生大为欢喜。几天后，校长就要薛汉权把被窝搬到了学校。
    当时，好几个民办老师正打算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高考，他们有疑难时，薛汉权就尽力为他们指点。芳小还办有高中班，也找薛汉权辅导。近30年来没摸过课本的农民，居然能上高中课，为即将高考的考生分忧，在今天说起来的确令人难以置信。当年高考，经薛汉权辅导过的考生不少人都考得很好，其中民办老师黄胜忠等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生，后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。
    1977年底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，芳林小学派出薛汉权和另一个老师到八步一中监考。当年广西独自命题，数学科有两道选作题，一道是含根式的二元二次方程组，一道是平面几何的三角函数求值题。考完，监考员进餐前聚谈。谈起这两道题，八步教委的同志问一个在县高中教数学的老师觉得难度如何，那位老师说题目颇深，他一下子还不知该如何下手。薛汉权恰巧坐在教委的同志旁边，教委的同志就问他能否解答。薛汉权说试试看。教委的同志就找来笔和纸，薛汉权很快就当场解答出来。一位公办高中老师都难解的题，竟被农村代课老师很快解出，全场哗然。
    消息不胫而走。很快很多学校争相要用薛汉权。最后由县教育局出面协调，于是,1978年春薛汉权到原贺县高中上课。
    1978年2月10日，薛汉权回到原贺县高中上课。暑假，原贺县初中老师集中原贺县师范培训，县教育局聘薛汉权为培训班数学科教师。薛汉权几次婉辞不允，只好就任。一时间，民办教师为全县公办教师上课成为一大新闻。
    1978年初，原贺县高中部分老师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成人高考——数学大专函授考试。薛汉权怕自己离开讲台近30年教高中不合格，同时为证明自己并未返盲，也参加了这次考试。结果考了满分。这次高考使薛汉权在高中站稳了讲台。
    1979年底，原贺县教育局为薛汉权转了公办教师。1980年11月，有关部门为薛汉权平了反。1985年2月，原贺县县委组织部确定薛汉权建国前参加革命。1988年，薛汉权以中学高级教师身份离休。
    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薛汉权的命运，改变了类似薛汉权这样的千百万人的命运，也开拓了国家拨乱反正的航道，迎来了祖国更美的春天，成为“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”。